细归纳其考证原则与特色如下：

（一）国史、野史、家史互相对勘比证

对于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史实，《实录》多讳而不书。

野史的记载也莫衷一是。

要弄清功臣结局的真相，就必须对各种史料进行对勘、比证。

钱谦益对杨宪之死的考证就体现了这一原则。

《明太祖实录》对杨宪之死记载是：“杨宪嗾使侍御史刘炳劾汪广洋，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

上下炳于狱。

太史令刘基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令群臣按问伏诛。”《实录》认为杨宪被诛是由于刘基告发所致。

然而，这种说法与诸野史的记载均不一致。

黄金《开国功臣录》与刘辰《国初事迹》都认为告发杨宪的是李善长，而不是刘基。

且《国初事迹》对这件事有详细的记载：“杨宪为御史中丞，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数言善长无大才。

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

钱谦益比较各种说法，结合明初党争的事实，认为刘辰的记载比较可靠。

首先，杨宪与李善长、胡惟庸互相结党、排击确是实情；其次，杨宪弹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趁机又攻击杨宪。

钱谦益认为，李善长与杨宪素有矛盾，而杨宪又一直有取代李善长为相的想法。

李善长抓住朱元璋对杨宪不满的机会来弹劾杨宪，并非出于同情汪广洋，而是想要趁机搬倒自己的心腹之患杨宪。

再者，钱谦益又考察了刘基的行状与实录中刘基本传，均没有记载刘基告发杨宪之事。

并且其行状中又说：“公与宪素厚”。

可见，刘基与杨宪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基没必要置杨宪于死地。

经过仔细地分析、比勘，钱谦益最终认为实录的记载是错误的，杨宪被杀是由于受到李善长的告发所致。

钱谦益还进一步分析，实录之所以错载此事，大概是由于刘基曾经说过杨宪不足为相的原因。

（二）以诗证史

王世贞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不仅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更扩大了史学家的历史视野。

钱谦益继承了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考证。

他的《列朝诗集》便基于以诗存史的理念。

他的明史考证也鲜明地体现了以诗证史的特色。

1.关于张士德被擒

张士德是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弟弟。

《明太祖实录》记载张士德被擒一事如下：士德以丙申二月据平江，秋七月授陵，中山武宁王设伏擒之。

即认为张士德是于丙申（1356）年七月被中山王徐达擒获的。

陈基为元末的儒士，曾经受恩于张士德。

他于癸卯（1363）年渡江使淮，路过虞山时作了一首咏叹张士德的诗：

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

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

添海欲衔精卫石，躯狼愿假祖龙鞭，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

钱谦益反复吟诵这首诗，觉得诗中所记张士德在“虞山”、“捐躯”一事与实录有出入，由此引发了他对张士德被擒时间、地点的怀疑。

他列举了大量史料，纠正了《实录》的错误，考证出张士德应该于丁酉（1357）年在常熟的湖桥被擒。

2.陶安调任黄州的时间

《实录》记载，陶安被任命为黄州府知府在辛丑（1361）年九月，五年以后又调任饶州府知府。

而徐纮之《集传》与谢理的《太平人物志》均认为陶安是于癸卯（1363）年被任命为黄州知府的。

那种说法正确呢？

钱谦益据陶安自己的诗文作了详细的辩证。

壬寅年，陶安《忆别》诗中有：“七年同在省东厅”[4](三p2111)的诗句。

由此可知，从乙未（1355）年至癸卯（1363）年，陶安一直在金陵，不可能于辛丑（1361）年出知黄州。

陶安在甲辰（1364）年又有诗曰：“今年春二月，玺书命守土，两日抵其州，又值连月雨。”[5](三p2111)则他出任黄州知府的具体时间应该为甲辰（1364）年无疑。

（三）实事求是，存疑存异

史家不仅要广闻博识，更须有缜密的思维和严谨求是的学术素养。

考证严谨，以疑传疑，不妄下结论是钱谦益历史考证的重要原则。

比如：

对曹国公李文忠的死因，史家记载不一。

俞本的《记事录》认为，李文忠生病以后，淮安侯华中侍疾进药，李文忠饮药后死去。

王世贞《史乘考误》认为，李文忠招纳了很多门客，招致朱元璋的不满。

后来朱元璋找借口尽杀其门客，李文忠很害怕，自缢身亡。

钱谦益参阅各家相关记载，对华中进药一事表示怀疑。

对于李文忠具体死亡原因，由于没有可靠的史料支持，他只能感叹“若曹国得罪之故，史家阙如，无可考证，吾不得而知之矣。”

据《实录》记载，东川侯胡海死后，朱元璋亲自辍朝为他致祭。

国史也郑重为其立传。

这样看来胡海是不是得到善终了呢？

对此，黄金持肯定态度，认为“当时党论一兴，元功宿将惴惴焉朝不谋夕。

海独能摆脱众中，一辞莫逮。

卒荷宠灵，考终牖下”。

钱谦益怀疑胡海是受胡惟庸案牵连而被杀的，但是又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不好妄下结论，只能表示：“东川之有罪与其得免，则史既不书，他亦无可考也。

钱谦益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令人敬佩。

综上，钱谦益明史考证的重心是元末明初之际的疑案。

钱谦益广征史料，参考诸家记载，详细地归纳、考证，揭示出很多历史真相。

其不少考证结果便直接体现在清朝官修《明史》中。

四、钱谦益的史学影响

钱谦益对明代史事的考证和著述，对于清代官修《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试细论之。

第一、有关传记影响

钱谦益交游广泛，文笔优美。

明清之际不少遗民、故友以碑传、铭文相托。

此外他的《列朝诗集小传》也挖掘、搜罗了明代很多诗人、儒士的生平事迹。

这些为撰修《明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明史》中有关传记就是以钱谦益的作品为蓝本，加以删节而成。

特别是史官尤侗所撰之《文苑传》初稿，只是略加删节，几乎全部录用钱谦益的原文。

后来汪由敦在《史裁蠡说》中说：“文苑则取其制作可传者，或关系一时风气，如前后七子、袁道宏、钟惺之流，略为论列流派。

否则不必滥收。

未可以钱谦益、曹能始之品题据为定论也。”(《明史例案》卷4之《汪文端史裁蠡说》)但是细观《明史·文苑传》修改后的定稿，很多地方仍然与《列朝诗集小传》吻合，只是在表达上更精炼了一些。

试抄录钱谦益、尤侗以及《明史》对何良俊的记载，对比如下：

《列朝诗集小传·何良俊传》

良俊，字元朗，华亭人。

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荚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

与弟良傅，字叔皮，同学。

叔皮举进士，官南祠部郎，而元朗以岁贡入胄监。

时宰知其名，用蔡九逵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

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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