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信之两人间的恩怨振中也应该听说过一些。

民国元年，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听了到青岛来的孙中山的讲话，也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抱负。

随后更是捐资支持同盟会在山东创办的《晨钟杂志》在青岛开设分社。

后来我见青岛当时的三种中文报纸，没有一种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就萌发了自己创办报纸的念头。

在1923年，我独资兴办了《青岛晨报》并自任社长，聘胡信之为总编辑。

我知道胡信之是南方孙党成员，也希望他能通过这份报纸为开启民智，提高民生出点心力。

哪知道他竟在报纸上宣扬革命思想，宣称要推翻北洋政府。

这和我的初衷相违背，我便同他理论。

结果我们之间因争论而产生口角，他斥责我不思进取，是保守派、顽固派，也要打倒。

我当时也斥责他不切实际、昏了头。

后来，因为报纸宣扬激进思想，被当局在1924年被查封，我也受到警告。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和胡信之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其后，胡信之自己于1924年9月创办了《青岛公民报》。

也时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讽刺我这个青岛商会会长的文章，直到我在振中提醒下连续在商会内发布提倡国货的声明后，才在报纸上称赞了我几声。”

“这次，胡信之因为在报纸上赞扬工人运动，揭露日本人和张宗昌勾结起来镇压工人的罪行，同时得罪了双方。

张宗昌在7月下旬来青岛后更是下令把他抓起来枪毙。”

“7月26号被抓，29号他就在团岛被枪毙，而我得到消息时已经是30号了。

听到胡信之被杀的消息，我当时真的是心有戚戚，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一个曾经和我产生不小纠葛的人就这样去了。”

“后来，我便出面为胡信之收敛遗体，操办了后事，并资助他的家人返回东北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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