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变之前，平津一带，特别是北平附近的形势就极为险恶。

根据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离冀东22县，退到了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

在日军所控制的范围中，通州县城离北平市区天安门一带只有20多公里！

20多公里的距离，哪怕是按照30年代中期通州到北平市区的路况和车辆性能，顶天也就需要半个小时！

而根据何梅协定，南京当局的中央军又退出了平津。

其后，日军在36年又制造事端，于当年9月进占丰台一带。

再加上司令部设立在天津，并控制塘沽等地的“中国驻屯军”，事变之前的北平已经处于日军几面包围之中！

北面，是先后通过长城作战和华北事变而控制热河及察哈尔东部的关东军一部。

因此前中国军队已根据中、日间协定撤离昌平、密云等地，此部日军可沿古北口、密云、顺义一线通道，直接攻击北平北部。

东面，是殷汝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

该部控制着由喜峰口、秦皇岛等地经蓟县至北平东部通州的通道，既能进至通州并由东向攻击北平，又能接引从关外或海路抵达的日军。

东南面，是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的天津、塘沽方向。

该部日军不仅能随时控制平津铁路，更可从塘沽港接应日军登陆。

西南面，则是去年9月占据丰台一带的日军。

该部不仅可直接威胁平汉铁路，更可向北平方向发动攻击。

此次事变就是该部日军所挑起的。

在稍远距离的西北，则是受关东军控制并占领察哈尔张北至延庆一带的李守信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

该部虽然曾在去年的绥远抗战中遭受过傅作义部的打击，但现在用来威胁平绥线却是不成问题。

日军对北平几路合围的态势，在去年秋季占领丰台一带后就已经完成。

而入冬后的绥远战事，更大程度上是日军全面侵华准备尚未就绪前，由其扶持的伪蒙势力发起的一次试探性行动。

虽然德王等人在绥远遭受了失败，但日军也进一步判明了老蒋、阎锡山、宋哲元等中国国内不同势力在对日问题上的态度。

天津能随时掌控，对北平的包围又大体完成，除了兵力上稍有不足外，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不过，自九?一八以来就被一次次侵华胜利刺激得益发狂妄的华北方面的日军并不认为自己兵力不足。

既然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中能凭借两万多兵力发起攻击，并最终占领整个东三省，对去年秋季就基本完成包围北平、自37年春开始平津一带兵力又增加到3、4万人的华北日军来说，击败29军10万左右人马，进占华北同样不成问题！

既然德王等傀儡扶不起，那日军干脆自己操刀亲自上。

随着兵力的增加和一次次演习的进行，日军发动事变也就是必然当中的事情。

这样的结果并非是西安事变所能导致。

实际上，即便是原本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仅使老蒋不再继续剿共，改变的是中共的命运，与日本侵华时机上并无太多因果关联。

说此次事变是日军早有图谋，这在一个细节上可以得到证明。

7日晚11时左右，日军向中国军队提出进入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遭到中国军队拒绝。

晚12点左右，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通过电话和冀察当局当局交涉有关事项。

同时，中国守军报告冀察当局：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

就在冀察当局被迫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的时候，因闹肚子而离队的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但日军却隐瞒不报。

在8日凌晨5点左右，得到增援的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县城，七?七事变就此全面爆发！

松井太久郎与冀察当局交涉时间是晚上12点左右，到第二天凌晨5点，5个小时的时间，日军就能从山海关、通州、天津等地调兵支援，并发动攻击。

深更半夜，又分隔几地，天津、山海关距离北平更有不短的距离，若非事前早有预案或部队枕戈待旦早有准备，这绝无可能办到！

事变发生了，但国内外各方反应却大不相同。

西北首先发布党政军联合声明：“此次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民众党、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自主的抗击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侵略势力！

为实现国家真正的独立、富强，民族解放而抗战到底，决不妥协！”

中共也在同一天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

同时，毛、朱、彭等中共将领联名致电老蒋，敦促其严令29军保卫平津华北，并表示红军愿在蒋的领导下为国效力。

在西北和中共表态之后，国人将目光投在了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身上。

但这两者的反应却有些令人失望。

虽然西北方面说日军在卢沟桥的举动是其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可老蒋却并不轻信。

在8日的日记里，老蒋记述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

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

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没有摸清日本的意图，老蒋也就没有定下抗战的决心，并未公开发表声明，只在事实上进行了一些准备。

老蒋先是命令29军“固守宛平，就地抵抗”，9日，又电告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

同时，老蒋又命令孙连仲率所部26路军两个师，40军军长庞炳勋率所部39师，高桂滋率领84师向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以随时增援宋哲元部。

虽然在未判明局势前老蒋决心未定，却也做了一定准备。

相比之下，主持冀察当局的宋哲元则是心存侥幸，以求苟安。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还在山东乐陵老家。

在平津一带坐镇指挥的29军将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在商量之后命令卢沟桥守军还击，坚守勿退。

同时，秦、张、冯等人也将事变的情况上报宋哲元，催促其速回北平主持大局。

但在前方战事已起，南京当局和前方将士的催促下，宋哲元却直到11日才返回了平津。

起初，接到前方电报后，宋哲元也曾命令29军“先消灭当面之敌”，但过后仔细思量，宋哲元却推翻前定，选择了“以和为贵”。

首先，抱着侥幸心理以及依据这几年在华北和日军打交道的经历，宋哲元判断日军这次很可能又是想占点小便宜。

若29军反应过于激烈，恐怕会激化事态，不利于和平解决。

其次，宋哲元是信不过老蒋的。

当年老蒋玩手腕解除了宋哲元察哈尔主席的职务后，宋哲元就曾公然说过“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现在老蒋又以抗日名义要求29军固守、抵抗，宋哲元心中要是没有疑虑那才是怪事了！

万一29军真和日本人打起来，老蒋会真心襄助还是借机消除异己，重新控制华北地盘？

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宋哲元可不愿意为老蒋强出头。

再者，冲突扩大，平津首当其冲，29军好不容易才拥有的地盘又将再次失去。

而没有了地盘，自己与老蒋有隙，流离失所下，宋哲元担心29军会出现张学良东北军那样的结局。

有了这些顾虑，再加上冀察委员会里那些亲日分子又整天围着宋哲元灌迷魂汤，宋哲元最终还是定下了“求和、保地盘”的心思。

但宋哲元的这番心思注定要落在空处。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回日本国内后，受石原莞尔等秉持“不扩大”观点人物的影响，近卫内阁在9日召开的会议上原本也打算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但在军方奉行“扩大”主张的重量级人物影响下，近卫内阁11日再次召开会议，确定将事件升级成“北支事变”，并决定增兵华北！

与石原莞尔等不扩大派相比，扩大派的阵容堪称豪华。

陆相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矾国昭和中国驻屯军的决策层与少壮派，都是强烈主张扩大侵略。

石原等人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若拿出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势必影响对苏备战。

中国已经是统一的中国，日本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很有可能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对日本不利。

而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则被自九?一八以来的胜利刺激得目空一切，极为狂妄。

杉山元信誓旦旦地在天皇面前保证道：“如果一次派出大量部队，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小矾国昭则到处鼓吹“要利用这一时机，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在他们的鼓动下，更多的日本高层相信：“对中国只需拔刀威胁一下，它就会屈服”；“征服中国只需要1个师团，3艘巡洋舰”；“最大限度，通过一次保定会战，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尽管后来的战争历程证明了石原等人的担忧很有道理，但石原等人也并非真个要对中国友好的善男信女。

实际上，石原莞尔等人与扩大派只是在全面侵华发动时机上有分歧，对是否在中国扩张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在11日的内阁会议确定了日本扩大事态的态度后，日本天皇委任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患重病的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同日，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派5个师团。

其中，关东军独立混成第l、第11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航空队及若干特种兵就近率先开赴北平、天津。

日本大举增兵华北，意味着卢沟桥事变的扩大和升级，也意味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宋哲元妄图息事宁人，通过与日和谈解决事端以保住自家地盘的想法只能落到空处！

老蒋本来电令宋哲元到保定坐镇指挥前方战事，但宋哲元11日却径直去了天津。

随即，宋哲元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军进行秘密谈判，以求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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