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这话，杨皓否认三连：“哪有，你别胡说，我其实很看好儒家的！”

李承乾看他这样，笑着说：“可你言语中，似乎对儒家治国方针，颇不认同。”

杨皓沉默了一会，说：“其实，并非皓不认同。

而是，儒家治国……确有其短处。”

“那你且说说，儒家治国有何短处？”

杨皓笑着说：“儒家虽先秦便有。

然而，儒家思想在春秋时期，属非主流。

百家争鸣，儒家并不占优。

“甚至，秦统一天下不久，焚书坑儒，虽是可怜。

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实则，在汉建立之初，仍实行黄老之道，施无为之治。

你可知道为何？”

“为何？”

“因为没人知道如何治理那么大一个国家。

秦之前，有夏、商、周，三朝虽名统一，实际上是分封成数十乃至数百个国家。

各国各自为政。

秦灭六国，统一中原，但治国不得法，两代而亡。

“本来，法家是治国的最佳理念。

但汉代秦，认为秦亡于暴法，自然不能再学。

于是汉没了可以借鉴治国的理念。

法家过于严苛，偏又想不到什么可用的办法，只能什么都不做，且美其名曰：无为之治。”

李承乾听他这番歪论，不由笑了。

杨皓却没笑，他继续说：“其实儒家初时也没治大国的经验。

“孔夫子在鲁国倒是当了一阵子官。

可没当多久，就被赶跑了。

之后儒家再无能主政一国之人。

便是孔圣人，不是游说，便是在游说的路上。

却无人问津。

孟子，倒是有过记录，有国君问政，却从未主政。

可见，彼时之孔孟只能作为治国之佐，而不能为主政之道。

“也由此可见，最初的儒家思想，并非合适的治国的理念。

但儒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那就是它本是搞教育的，就是教化别人的。

所以它善于学习，也善于推广。

可以对其他百家理论去芜存菁，收为自用。

“从孔夫子时，就那么做了。

孔夫子跟老子学过。

又将六艺列为君子必学的技艺，骑射是武家、琴是艺家。

在汉武后，儒家吸收百家思想，修改典籍，由此迎合帝王，才得到治国的机会。

“便是此时，儒家也并不适合治国，因为它过于软弱，只迎合而无法对国君产生制约，汉武盛极而衰。

“于是儒家又将法家进行了改造，糅合儒家之道德仁义，行之以为治国之法，于是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之说。

又做天人感应之说，以天意制衡皇权。

你看是不是这样？”

李承乾不得不点头。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这会跟杨皓讨论，他没必要狡辩。

杨皓掰着手指数：“汉分为两汉，两汉虽同为汉，但实际上属于两种不用的治国理念。

前面一个汉，其实证明了儒家治国的失败，它无法制衡皇权。

“而后一个汉，也是儒家的另外一种尝试，以相权制衡了皇权，却养大了个别人的野心，内部利益都无法平衡。

结果这种君权相权的制衡，也被证明也是失败的。”

在那之后呢。

两晋？

倒是将整个阶级分成三六九等，九品正中制规定了整个士族的利益。

但结果却是失败中的失败。

结果是五胡乱华，汉人差点灭种。

东晋倒是进行了一种类似于君主立宪的尝试。

他们的首相并不是民选的，而是士族内部斗争产生的，而皇帝确实变成了摆设。

但那种尝试也失败了。

而且失败的代价更大。

杨皓说：“不是说导致了五胡乱华的代价，而是那些世家大族的代价。

不管是谁执政。

最后政争失败后，家族就完全落败了。

‘朱雀桥边野花草，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

“朱雀桥边野花草，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好诗！”

能不好吗？

人家刘禹锡的代表作呢。

杨皓没资格自得：“王谢两家，曾经都曾执政过东晋，显赫一时。

只是朝争失败后，如今却不知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顿了顿，又说：“在那之后，南朝再历经宋齐梁陈四朝，但都是短命的。

到了前朝，也不过两代而亡。

可见儒家一直在找自认为合适的治国之道，却明显没能找到。

你认为那是为何？”

李承乾想了一会，皱眉摇头说：“乾想不到，还请六郎指教。”

杨皓想了一下，说：“这只是皓一家之言，或许做不得准。”

“六郎请说！”李承乾挥手让几个护卫退下，并让他们离远一些。

“不传六耳。”

“实际上，儒家有其局限性。

是最不适合治国的，因为它的本质，是治学，而非治国。

“儒家的本质，使得它有无限的包容性。

为何还说它天然不适合治国？

“问题就出在治学的人身上。

“他们本是治学的人，如今用治学的方式来治国。

他们认为只要劝导百姓天下就能天平，而无视百姓生存的基本需求。

“儒家忽视了一个根本。

那便是，百姓并非他们的学生，且，他们治国之时说是要教化百姓，却并未将百姓当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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