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司马光得逞了。

直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前，吕惠卿从没任何污点，可他“奸邪”之名却早早就盖棺定论了…

本来，韩缜与西夏议定：以绥州交换安远、塞门寨。

但圣旨下到边境，命郭逵将绥州焚弃。

郭逵抗旨不从“此即张仪所谓商於之600里地也！

一州既失，二寨又不可得。

中国为夏人所卖。

我还守什么边防”此时，梁太后的使者也已入宋交涉此事，并提出西夏要先得绥州，再还寨。

郭逵则派出赵禼交涉“二寨本是宋土，为李元昊所侵。

当年二寨之北有6堡，以长城岭为界。

你们的西平王李德明在大中祥符年间的文书上写的清楚明白。

事实俱在。

本是尔等渝盟，如今还想要绥州吗”最终，以安远、塞门寨换绥州的方案没有达成。

绥州从此永属北宋疆土，在此筑成绥德城。

5日，折继世被任命为忠州刺史。

嵬名山被赐名赵怀顺、任命为供备库使。

11月日，新党的重要成员、日后被称为“传法沙门”的枢密副使韩绛被任命为同制置三司条例。

中旬，紧接青苗法之后，王安石又推出了第项新法——农田水利法。

农田水利法很简单，它允许任何人，不管官还是民，都可去开荒、修堤、挖渠、蓄水等等对农业有利的事。

民间办不到的可提请官方去做。

官方除配合外，更主要的是要把本辖区内的荒废土地调查清楚，让朝廷知道该地的农业还有多大潜力可挖。

组织人力开荒种田、扩大收入有什么不好吗？

更何况王安石只是在原地方、让原住民去开垦因历史各种原因造成的荒地，这有什么错吗？

呵呵！

不管是什么，只要你是王安石、只要你是新法，在老混蛋司马光眼中，就是有错、而且错大了！

在雪片般的弹劾反对奏章里，王安石保持着镇静，冷眼旁观等待着最重要那个人的出现。

那个人的才学和威望，才是他深深忌惮的。

几乎处处与他相反，是生来的死对头！

17日，迩英阁，司马光给皇帝讲授他的《资治通鉴》那天他讲的是西汉初年的事，大家都知道的那句成语“萧规曹随”就是西汉开国宰相萧何死后，曹参接任。

可这人上任后吃喝玩乐、万事不管。

当时的皇帝汉惠帝急了，派曹参的儿子去问。

结果曹参把这儿子一顿海扁。

几天后，汉惠帝亲自召见曹参。

曹参问皇帝：我与萧何比怎样？

皇帝答：你不如他。

曹参再问：您与开国之祖、您的父皇刘邦比怎样？

皇帝脸红：差远了…于是曹参说：我比不上萧何、您也比不了高祖，那还变什么法、做什么事？

一切照老规矩来不就得了？

赵顼立即就听出了话外之音，问“汉朝一直守着萧何定下的汉律不变，能行吗”

司马大师的回答超级雷人“何止汉朝！

如让夏商周三代君主始终恪守夏禹、商汤、周文、周武王的法度，那么直到现在，仍还是夏商周，绝不会改朝换代！

我们大宋根本不会出现”

针对司马光这番高论，新党选择反击。

由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负责实施，方法也是给皇帝上课。

只是同样是上课，待遇不一样。

司马光讲课时可不被打扰，吕惠卿讲课时，台下坐满了大臣，其中也包括了司马光…这是讲课吗？

这是公开辩论会！

19日，吕惠卿上台说：根据《周礼》，先王之法是每年正月的布法象魏(在宫庭外的大门上公布法律)，有不合适的当场就要改！

有数年一变的，如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

有一世一变的，如刑法的轻重缓急。

有数十世而变的，如各地的贡赋、学校。

还有百年不变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秩序。

接下来请看司马光的答辩“布法象魏，那是公布旧法(都是吗？

)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为的正是检查诸侯们谁变更了礼乐、改动旧法的，发现了一律处死。

刑法，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这只是轻重不同，并非法律本身的变！

改革就像修房子，定得有良工美材才能动工。

可现在变法的这些人，两者都谈不到，臣担心朝廷会露雨”接着开始发动群众“陛下，现在大家都在这，您可问问他们，国家秩序己败坏到了什么程度！

本朝规定由三司管理天下财赋，不称职可罢免，但宰相不可过问它的运作。

现在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怎么回事？

宰相要用道德来铺佐人主，怎可用“例”？

如用“例”宰相岂不成了胥吏？

听说最近又要成立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了什么”

底下众大臣欢声雷动，异口同声：顶司马光，顶司马光…

吕惠卿对此准备不足，百忙中回了句“司马光讥笑朝廷，讥笑臣是条例司官员”

截止到这，抛开各自道理到底谁对谁错，先看交流的诚意。

吕惠卿不管以后什么名声，他开讲以来一直都在说道理。

司马光呢？

先是攻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同僚们的工作能力。

请问一政府公务员，有什么权力说别的同志是废物？

大家都是人，你凭什么高高在上，认定别人不是“良工美材”注定了办不成事？

回到大家都是人类这基本衡量点上，这是人身攻击！

说到人身攻击就有趣了，宋史里记载是下面轮到吕惠卿发言，未来的“无耻奸邪”变得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用别的言语来诋毁司马光，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相互辩论是非而已，何必如此”

想必吕惠卿真的说了特别不要脸的话了？

但为什么史书里半点都没记录他到底说了什么呢？

以后来所有人对吕惠卿打压鞭笞的程度，这都是最重要、最生动、最切实的证据啊！

怎能忽略呢？

唯一解释只有一个——吕惠卿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或说出的话是司马光等旧党们没法面对、无法解释的难题，他们“为尊者讳，为贤者隐”都给隐去了…

接下来，司马光与吕惠卿又针对青苗法的利弊，在皇帝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熙宁年（1070）1月，范镇上疏，以历史为证，要想从根本上否定青苗法。

他说常平仓法起源于西汉鼎盛时期，于农于商都有利。

青苗法起源于唐朝衰落时段，急征暴敛，制造不安，本身就是个邪法！

月1日，河北安抚使、前首相韩琦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

这位年前还独领朝纲的大宰相从大名府寄来了份奏章，这份文件力量是天翻地覆级别的，一举把宋朝当时的政局搅乱。

韩琦在奏章中说青苗法的执行走样了，和发布时原文件严重不符、有严重硬摊派行为！

且韩琦强调之所以有硬摊派，毛病就在法令本身里！

如城乡居民里的上等户，本身就是所谓兼并之家，人家有的是钱，根本就用不着借贷。

管你青苗黄苗，与人家无关。

于是问题出现：他们不借，国家利息就会少得，为增加利润，只有硬摊派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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