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与同伴走进制置使司衙门，见没有人说话，自己也不由小心翼翼。

到了后院，见一处新搭建的棚子，一群公吏在忙忙碌碌。

棚子里面，前面摆了一张桌子。

桌子前面，是一排一排方桌,    每张方桌后边放着一把交椅。

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小牌，牌子上面写着名字。

找到了自己名字，徐才小心坐了下来。

一个公吏在每张桌上放了茶杯，后边一个公吏提着热水冲了茶。

徐才拿过茶杯看了看，里面冲的是上好的信阳毛尖，自己平时不待客都舍不得喝的那种。

心道制置使司果然阔气，用这么好的茶叶。

过了一会，王宵猎带着陈与义和汪若海进来,    在前面桌子坐了。

看了看众人，王宵猎道：“你们这些人是新近招进来，做的事情与别人不同。

在我看来，你们做的是务虚的事情，其他官员做的则是务实的事情。

不过，我听人有人讲，说你们都是闲职。”

说到这里，王宵猎笑了笑。

道：“说你们是闲职是不对的。

官府没有那么有钱，养这么多闲人。

但你们做的事情，确实与一般的官员不同，这一点要讲清楚。”

“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就有一个传统，记史。

古有柱下史、御史，现在也有起居舍人、起居郎。

这是主要记载中央朝廷，特别是皇帝事务的。

除此之外，还有记载民间事务的。

不过，从秦朝时候起，对于民间事务就不重视,    慢慢没有官员做这些事情。

这怎么行呢？

你们这些官员，就是特别招来，记录民间事务的。

说起来，是一种史官。”

“各种官员考试，主管行政的主考《尚书》，兼考《礼记》、《春秋》；主管刑法的主考《春秋》，兼考《礼记》；主管礼法的主考《礼记》，兼考《尚书》、《诗经》。

而你们主考《诗经》，兼考《春秋》。

这一切都刚刚开始，会慢慢完善。

很多人不清楚，我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诗经》是五经之首，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诗经》到底写了什么，说明什么问题，却一直众说纷纭。

我们不管经学家们的争论，在我看来，《诗经》就是民间之史。

让我们知道，那个时代除了朝堂大事，民间是什么样子。

普通的百姓有什么样的情感，有什么向往，有什么希望,    有什么不满。

对于我们后人来说,    《诗经》不只是文词优美，更重要的，是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风貌。

你们这些人，做的就是先秦时记《诗经》内容的那些官员的事。

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好，能够保存下这个时代的风貌。”

说到这里，王宵猎喝了口茶，没有说话。

让下面的官员理一理思绪。

从先秦的《诗经》，到两汉魏晋的诗歌，到唐朝的曲子词，再到宋元的话本，到明清小说，这是一条发展脉络，是中国文人对民间历史的记述。

而汉赋、唐诗、宋词，则是文人的表现形式。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从汉朝之后，朝廷对于这样的民间历史就不重视，没有专人去做了。

把明清小说放在汉赋、唐诗、宋词的后面是不对的，它们不属于一个系统。

宋朝之后，如果说元曲还有一部分文人色彩，明清小说跟文人的关系就不大了。

严格说来，小说家不算文人，他们只是读书识字写小说的。

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包含了最鲜活的民生。

前一世的经验，王宵猎知道，人民对于国家有多重要。

一个国家的历史，如果缺少了鲜活的人民生活，也就缺失了一大部分。

对于政权来说，必须要把这一部分补起来。

当然，设置这么一大群官员，不只是记录人民生活的。

他们更重要的作用，是为政权提供权力的支撑。

只有明确地知道人民想什么，才能知道政权要做什么。

政权与人民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人民为政权提供权力的来源，政权教育、引导人民。

人民思想的改变，促成政权的改革。

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缺少了哪一面也不完整。

放下茶杯，王宵猎道：“天下的史，不只是朝堂上的史，还包括民间之史。

没有民间之史，我们记的史就不完整。

当然，你们的工作，不只是记民间之史，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民的思想。

人民的思想决定了我们应该怎么施政，官府怎么做好工作。

你们是官府施政的思想来源，也是官府施政的反馈。

官府只有与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情才能做得好。”

“我们古籍不多，虞唐夏商如何，许多事情说不清楚了。

从周朝开始，说的是天子受天命，代天而牧民。

天命是什么？

先秦实际上讨论的不多。

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天命的。

从天灾到人祸，从地震到童谣，直到谶纬，有一整套的理论。

这套理论，从王莽代汉就受到冲击，后汉之后基本就失传了。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天命是什么？

其实很模糊。

但一个政权，不知道天命怎么行呢？

作为掌权者，不能假借鬼神，妄称天命，欺骗人民。

而是要用各种方法，知晓天意，使自己的施政合乎天命。

除了记史，你们还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把天意找出来。”

“怎么找天意？

这样做的来源，是《尚书、泰誓》中的一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既然天视即民视，天听即民听，那我们就要知道人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那么天意是不是民意？

不是的。

如果这么简单，还要官府做什么？

而是要知民意，从而知天命。

到底怎么做，要从实践中来。

事间没有什么事情，是在做之前就决定了结果的。

你估计得再准，也只是大差不差。”

“招你们这些官员来，一是要记民间之史，二是要知民意。

在知民意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分析，天命是什么。

分析出天命来，政权依天命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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