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和宣传家、传教士和新闻人、好奇心和思想观念，这么多的矛盾在他身上一直纠葛不清。

是他把新闻的定义扩充到美国无数报刊杂志主编的身上，是他教育了老牌报纸如何去采访，如何去发掘新闻制作的广阔天地。

但是他所喜欢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他所看重的不是业主这个身份，而是总编这个职位。

在他出来混迹新闻界之前，新闻就是政治斗争和案例分析，卢斯将新闻拓展到了社会的细枝末节——医药、法律、音乐、书籍。

而作为一名成功的出版人，卢斯还热心于政治。

他利用他所控制的杂志反映他的整套价值观，利用他的杂志为共和党影响全国选民。

从1940年大选起，他的杂志就成为共和党的一厢情愿的忠实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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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不仅是个传教士的儿子，而且是个虔诚的清教徒，既追求财富，又讲求责任这一美国文化的特点在他身上典型地显现出来。

商业成功使他自视受神灵恩宠，同时又把他的职业视为神灵的感召。

他无休止地强调新闻应教育大众，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

他自命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捍卫者。

称自己的杂志是美国既成体制的代表。

尽管后来上了耶鲁大学，进入了上流社会，卢斯还保留了乡下人一样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他想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

他的一生都在鼓吹“美国世纪”，1941年2月他写下《美国世纪》的文章，得意洋洋地宣称美国应当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并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卢斯告诉他的手下他的新闻哲学：天下有两种新闻，快新闻和慢新闻。

慢新闻具有深度，应当回答更多的问题，让人有时间思考，因而能影响更多的读者。

《时代》周刊就是要为慢新闻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时代》周刊忠实地反映了卢斯的新闻思想和观点。

卢斯首创“群体新闻学”，在他的杂志中，记者只写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决定一切。

整个《时代》周刊是一台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巨大机器。

卢斯公开宣称其发行的杂志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强调报刊应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这在强调“客观性”的新闻同行中受到了极大的攻击。

但是卢斯不在乎。

他说：“我并未自命杂志是客观的，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编辑的，无论什么内容都反映我的观点。”

卢斯首先确立了编辑制度——《时代》周刊是编辑的天下。

人们还告诉他他无权将《时代》周刊称为“新闻周刊”，理由是杂志充满了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偏执的卢斯回答：“因为我萌发了这个念头，所以我爱给他取什么名就什么名。”

卢斯是时代杂志公司的总编，也是《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的主编，无论发表什么文章，他都全权负责，掌控一切，谁也不能染指。

一次，卢斯的一名高级记者曼宁焦躁不安想辞职，卢斯亲自飞到欧洲和他会面，劝他改变主意。

会面后，爱才如命的卢斯彻底丧气，因为曼宁想当他这个角色。

对于卢斯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来说，《纽约时报》主编的变更，连精明的读者也察觉不到，因为这样的大报，主编对报纸的控制几乎鲜为人知。

《时代》则不同，《时代》是编辑的杂志，编辑对报道格调的决定权达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

在周刊内部，主编支配高级编辑，高级编辑支配撰稿人，撰稿人支配记者，主编是凌驾一切之上的。

卢斯手下的记者被新闻历史学家称为“双料使者”：一方面努力寻找事实真相，来佐证这个世界的变动；另一方面则与编辑部进行不断地斗争，寻找政治支持和版面呈现。

卢斯道地的记者好奇心和纯粹的传教士的个性分裂在中国问题上受到严峻考验，而牺牲者就是最著名的记者的白修德。

卢斯非常欣赏他的驻华记者——犹太人白修德，因为他实在太出类拔萃了——他的激情、意志、洞察力和判断使卢斯赞叹不已。

卢斯发现白修德像自己一样热爱中国，白修德也认为，“自己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受到卢斯的影响”。

1942年卢斯曾有中国之行，抵达重庆的第二天，他与白修德就乘坐一辆黄包车到闹市区与市民交谈。

两人在重庆形影不离，结下深厚情谊，随后卢斯任命白修德为《时代》远东版主编。

白修德没有因为老板的赏识而冲昏头脑，他对中国的真实报道以及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越来越刺激卢斯，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1944年，白修德发现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卢斯删改得面目全非，遂发出抗议。

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经在《时代》周刊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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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

白修德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发给卢斯的电文中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国，他和卢斯不再称兄道弟。

在冷漠的气氛中，白修德提出辞职，然后一鼓作气，写下了《中国的惊雷》。

书中的倾向使卢斯大为光火，他大骂“那个子养的犹太丑小子”，使得白修德伤透了心。

其后两人十年不再交往。

后来的事实证明，白修德是对的，而卢斯错了。

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长谈。

不久，当漂泊法国的白修德失业时，卢斯打过越洋电话来请他回去工作，卢斯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不过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老弟。”倔强的白修德没有重返《时代》，但同意为其写稿。

他与卢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触，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亲密。

亨利.卢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他在中国的童年过得艰辛无比，成年后他总是回忆起作为传教士儿子的悲惨之处。

中国养育了他，又像鬼魂一样依附在他身上。

某种程度上，卢斯的存在是作为国民党的驻美大使而存在。

他甚至认为，中国是自己除美国之外最热爱的国家。

卢斯一生数次访华，接触的都是少数上层人物。

1932年访华与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联系，其后的访问都得到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

1930年代始，蒋介石成了卢斯理想的代表。

他的反共行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都赢得了卢斯的好感。

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文明培养的结果和未来的希望，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又不破坏旧有文化的第一人。

由此，自上世纪20年代初创刊以来，《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就没有间断过。

早在1924年9月8日，《时代》就将军阀吴佩孚列为封面人物，而这只是它关注中国的开始。

童年的卢斯目睹了上世纪初中国的贫穷和战乱，对中国既爱又恨。

长大后，他又坚信只有依靠美国方式才能帮助中国实现“富强”和“民主”。

为此，他在美国利用手中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摇旗呐喊。

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社会还深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卢斯却对中国报以同情，他向中国前线派遣了十多名战地记者，率先在《时代》上大量报道中国抗战。

不过，这些报道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报道、抨击日军暴行的同时，他还竭力树立蒋介石中国战时领袖的形象，以此获取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

为此，蒋介石、宋美龄接二连三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人甚至在1938年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中的“风云夫妻”。

国民党将领陈诚也登上过杂志封面。

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卢斯是真正关心中国的少数美国人之一。

《时代》对中国大批量、轰炸式的报道，也确实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美国人通过《时代》了解到了抗战的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援助也迅速增加。

如果说卢斯对中国的热爱，在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中国抗战，那么，他对蒋介石的偏爱就背离了他作为职业新闻人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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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亨利.卢斯将他视为美国式中国未来的希望，并在几十年间全力给予其舆论支持。

其实，早在1927 年，时为北伐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就登上过《时代》封面。

1932年，亨利.卢斯时隔20年回到中国，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在此期间，他还迅速与宋氏家族结下了深厚的私交。

当1943年宋美龄访美寻求援助时，亨利.卢斯则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

据统计，在亨利.卢斯执掌《时代》的几十年间，蒋介石夫妇前后十几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伉俪”。

为了极力美化国民党的统治，亨利.卢斯对记者从中国发回的国民党腐败不堪、溃不成军，以及共产党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观报道视而不见，却弄虚作假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

这种丧失了原则的偏爱，最终使亨利.卢斯在中美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1945年日本投降时，亨利.卢斯准备再次让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当时，他的密友、《时代》驻华资深记者白修德(此人后来曾获普利策新闻奖)对此坚决反对。

他致电亨利.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国民党政府垮台后，抱着强烈反共心态的亨利.卢斯，开始极力扭曲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为此，他自创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

新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先后登上过《时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恶意扭曲。

曾有专家认为，《时代》的许多偏见，都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

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偏颇之处仍时时可见。

不但渲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还对西藏、台湾以及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歪曲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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