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不起……”钟珊玟装出一副羞涩害怕的样子。

“这位小姐，既然遇见了就证明我们有缘，有没有兴趣去喝一杯？”公子哥看着她羞窘的样子，不由得大乐，出言挑逗道。

“那怎么好意思呢……”

“这位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们公子是谁，我们公子在上海滩那可是大大的有名……”

钟珊玟无心去听公子哥随从的胡吹，她一边和他们周旋，一边偷眼望着身后。

不知什么时候，身后的跟踪者已经消失了。

摆脱了公子哥儿，钟珊玟回到了家里，房东张太太看到她，一边笑着打招呼，一边说道：“钟小姐，刚才思思小姐给你送来了这个，你不在家，我就给你收着了。”她将一个红色的小绸布包交给了钟珊玟。

“谢谢，张太太。”

回到房间，她坐下来好奇的打开了小布包，看到里面的东西，她的身子竟然不由得微微一震。

那是一卷崭新的钢琴弦。

和钢琴弦附在一起的，还有一张思思留下的纸条：“白杨先生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

喜欢吗？”

钟珊玟回想起白杨那张无法看出年龄的脸，不知怎么突然打了一个冷战。

她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感觉到和他似曾相识。

她坐在桌前，苦苦地思索着，想得头直发痛。

过了良久。

她还是想不出头绪。

她索性拨通了思思的电话。

“喂？

思思吗？

哦……对，是我，礼物收到了，谢谢你，也替我谢谢白杨先生。

什么？

他走了？

怎么这么急？

……他答应带你走？

太好了！

恭喜恭喜！

他什么时候再来？

……对，等他再来，一定要叫我哦，我要当面好好谢谢他……”

放下电话之后，可能是思思的幸福话语给了她异样的感觉，钟珊玟不由得思念起自己的日本丈夫福井正夫来。

正夫……你现在还好么？

此时的她。

突然感到心底丝丝的痛。

钟珊玟并没有想到，她的一举一动，已经被别人尽收眼底。

在对面很远的一座小楼里，白杨——也就是杨朔铭。

伸手轻轻将窗帘缝掩好。

“让总统大人亲自出马，帮我们反间谍，叫我们这些人情何以堪啊。”坐在对面桌子旁的一个一身黑色西装的人苦笑着说道。

“是啊，这要是传将出去，国会那帮人还不得闹翻天啊！

咱们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局，以后就不用再混了。”

“别这么说，我也是歪打正着认出她的。”杨朔铭听了他们的调侃，笑着说道。

“不过，她竟然没有认出大总统，这眼神儿也是够呛啊！”

“大总统现在易了容。

能认出来的，怕是少之又少啊！”

“拜大总统所赐，我们可以借着她这个引子，挖出她后面的整个组织了，呵呵。”

“不要急着收网，也许，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下她，向日本方面传递些东西。”杨朔铭想了想，说道。

“哦？

大总统又有什么主意了？

能否透露些许？”

“等我想好了再说，呵呵。”

几个人正谈着话。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一个人走过去拿起了话筒。

“好的，知道了，我马上告诉大总统。”

“是公主殿下到了？”有人似乎猜出了电话的内容，问道。

“是的。”接电话的人面向杨朔铭。

“公主殿下马上就到，大总统。”

“大总统这一次要带她去哪里玩？”有人笑道。

“不，确切的说，是参观哪里？”

“她最感兴趣的地方。”杨朔铭笑了笑，回答道。

“那咱们这个‘和平使者’的培养，付出的代价可是有些大啊！”有人笑道。

“还是物有所值的。”杨朔铭说道。

“白山”号客机，头等舱。

看着已经进入梦乡的德国公主伊莲妮，一位中国女军官上前将她的被子轻轻掖好，然后重新回到座位上，翻开一个笔记本，记了起来。

这位女军官，是中国空军上尉邓诗曼，刚调到北京不久，现在是这位德国公主的护卫兼翻译。

“……生活往往象美国人所说的不过是‘偶然的巧合’。

在这场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刚巧在学习德文，八个月之后，由于我当时所处的地点、时间，我完全出于偶然，开始在以后数年中从事一项对战争期间参军的妇女来说是最有趣的工作。”

“当时我之所以学习德文也纯粹是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

我离开学校后，就决心学习语言。

我的第一志愿是学习自幼就熟悉的法语，第二志愿是学西班牙语。

但那时西班牙正处于内战，我想去西班牙旅行的念头很快就被父母打消了。

以后父母做出决定，我应当攻读德文。

如果不亲临其境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一段，就谈不上掌握真实的语感。

因此，我母亲决定让我到德国生活一段，熟悉德文，为日后在德国大学中读书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937年，我第一次到了德国，我父母把我安置在一个靠近莱比锡(的哈雷安德赛尔的人家里，那儿是汉德尔的家乡。

这家人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医师，并拥有一座大型油墨企业，他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工业家，绝不会公开地批评政府。”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使我有机会在晚宴、打猎等社交场合结识一些显赫的德国高层人物。

我听到的一些谈话使我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深信不疑。

德国人对1914年至1920年大战后停火协定中对他们规定的那些惩罚性条款仍然感到极为懊恼。

看来对他们的态度不应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慕尼黑危机达白热化时。

我父母急忙召我回家。

我从哈雷抵汉堡后，就得知在希特勒和张伯伦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所有德国船只都不许离开港口。

美国航运公司汉堡办事处里挤满了急于离开德国的人群。

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不知如何才年返回家园。

最终，我在一列午夜开往荷兰湾的火车上找到了一席座位。

这列火车被认为是最后一列离开德国的火车。

我们进入荷兰境内，看到装备了重机枪的荷兰士兵把守着大桥两端，从荷兰湾至哈里奇的渡船上拥挤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们。”

“我们学校放暑假后，我盼望秋天能够重返莱比锡大学，但父亲在空军部的朋友告诫他说，他们认为战争即将来临。

他们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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