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如果他们在战术指挥上不犯错误，似乎可以肯定说结果也不致如此之惨。

有人说，在战斗中双方都会犯错误，而胜利则属于犯错误较少的一方。

在龙三角海战中，哪一方犯错误更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的确，把日支双方作战情况加以研究。

不能不承认在这次作战中所有错误都是日本方面的。”

“在指挥安排上。

中途岛作战也有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是日本海军的传统、即作战时司令长官应亲临前线产生的。

所以山本海军大将把他的大将旗挂在‘大和’号上并开到海上以鼓舞作战部队的士气。

显然，这种陈旧的观念是不符合现代海上战争要求的。

司令长官应了解全局并能对其所统率的全军通报情况和保持控制，这远比所牵涉的任何士气问题重要得多。

支那人是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的，所以支那海军的司令部在战争期间始终设在岸上。

山本大将自己既然在‘大和’号上，又由于一直到最后时刻受天气的影响，始终无法跟他的各部属舰队通讯。

所以他不能及时对作战施加任何控制。

如果联合舰队司令部设在岸上，而且是设在交通和情报中心的东京，离开使用无线电受到限制的龙三角海域，不仅能把最新的战局发展情况和敌情通告他的部队。

而且能始终牢牢地控制战局。”

“关于‘旧派’海军人员过时的见解和他们的战列舰至上论，更是导致战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去建造‘大和’号、‘武藏’号、‘信浓’号和‘美浓’号这样的超级战列舰，是资源的巨大浪费，使热心航空事业的人大受打击。”

“不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

还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的战争方式的变革也好，直到后来已经很晚的时候都没有能影响日本的那些战列舰至上论者的思想。

早在三十年代和第一次日支战争时期，就已显而易见，在现代战争中必须把航空兵当作一支实在的力量。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头儿个月，日本航空兵获得的了不起战果，完全证实和加强了这种看法。

但是，顽固派却仍然贬低飞机在战斗中的作用。

他们认为，取得这些最初的胜利纯属侥幸。

他们硬说，航空母舰的根本性质就是太经不起攻击了，岸基航空兵航程有限。

在广阔太平洋上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海上战争的最后胜负仍然跟以往一样要靠战列舰。

这些鼓吹者们相信，现代战列舰的火力足以使它能防卫自己对付敌机的空袭。”

“在天平的另一头是那些鼓吹航空兵万能论者，他们把最初取得的空中战果，作为单靠飞机和航空母舰就能打赢战斗和战争的证明。

这种观点也是很糟糕的，因为它完全不考虑战列舰在战争中本来应起的作用。

结果是，飞行人员普遍认为战列舰部队完全无用，并引为笑料，把战列舰部队讥为‘驻岛舰队’。”

“海军航空兵确实已经取代了战列舰的地位。

成了决定性的海上打击力量。

战争的最初的时间里，日本海军的舰载和岸基飞机分别在珍珠港歼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兵力和在马来亚海上歼灭了英国远东舰队的战列舰兵力，这些都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支那军指向日本本土后，把日本打败的攻势作战中所使用的也是舰载飞机和岸基飞机。”

“支那海军对战列舰的使用。

就是一个很生动的范例。

海军航空兵和航空母舰取得突出的重要地位，并不等于说拥有强大火炮的支那战列舰就无所作为了。

只能模模糊糊地盼望着能人模大样地打一仗。

相反，在进攻日本岛屿之前，支那战列舰巧妙地炮击了日本的前哨岛屿据点，它们打得很猛，这是岛上的日本守军中任何仍然活着的人都能证实的。

支那海军还很好地使用战列舰来掩护航空母舰部队。

这些战列舰的强大对空火网有效地阻止了日本飞机接近和攻击支那航空母舰。”

“日本海军首脑并非不了解海洋战争中发生的变化，但他们似乎不愿面对现实。

例如，大西泷次郎海军少将从南线调回东京，在途中曾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报告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作战的情况。

他着重谈到了在和敌人交战中偏重面有了变化，说明水面炮战比之空战和空对海的作战，退居次要地位。

大西的意见遭到了冷遇。

这可以从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海军少将的反应中看到，他说，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仅根据南线局部作战情况作出结论，还为时尚早。

宇垣的当天日记中的记载可以说明当时日本海军上层对这问题的思想。

他说：‘在广阔大洋上，只能小规模地使用岸基航空兵。

我认为，单靠航空母舰不能为攻势作战提供足够的航空兵力。

……大家都认为，战列舰是有价值的作战工具。

除非我们有别的办法制服敌人的战列舰，否则，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战列舰实力。

’这就是战列舰至上论者的坚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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