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被许多军事历史学家认为是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和战术的试验场。

这场战争确实在技术，训练和战术方面为世界各国的陆军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部分被吸取，许多则受到忽视。

战场上坦克间的协同被证明比预想的困难得多。

苏联红军的坦克每三辆中只有一辆装备无线电台，一般分配给连，营长座车有时包括排长车。

电台极易损坏，坦克运动时基本无法使用，因为运动中很难将电台调到正确的频段，“晒衣绳”式天线也很脆弱。

缺乏可靠的电台使指挥连规模以上的行动几乎不可能，因为战斗一开始，各单位就无法协调他们的行动。

规定的连排间的通讯方法是彩色的旗子。

这个方法被证明不仅无用而且危险。

除了在最佳的光照条件下，旗子的颜色很容易认错。

使用旗语也使排长极易被敌方识别并处于敌火力威胁之中。

1936年秋，共和**坦克部队就摒弃了使用旗语的做法，并且其他部队使用也不普遍。

作为替代措施，坦克乘员被要求紧盯着排长车并跟着一样做。

排长车一般领着三辆坦克的排行动，但头车经常被敌人的坦克或炮火敲掉。

苏联坦克兵的训练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更不用说西班牙人了，而且一旦失去指挥员，乘员们很少表现出主动性。

通讯手段不足是坦克营在与友军步兵和炮兵协同时感到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果说坦克和步兵间的联络是很差的话，那么和炮兵间则实质上不存在。

缺乏坦克与炮兵间的直接无线电联络意味着坦克不可能得到炮火支援来对方最危险的敌人——反坦克炮。

当坦克运动时，或距离稍远时，电台极少能正常工作。

苏联坦克部队只能使用“摩尔斯”电码，但却鲜有训练过的电台操作员。

苏联红军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因为西班牙的经验而马上放弃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纵深作战的概念。

而以装甲理论家诸如富勒，利德尔?哈特等人的过高期望来衡量，坦克在西班牙的表现远非令人印象深刻和满意。

但西欧国家专家们的许多评价都是建立在不全面的对坦克在西班牙的使用情况的报纸报道的基础上。

这些报纸普遍有简单化的做法，有时得到在坦克战争论中的极端主义者的推波助澜。

西方专家的研究报告的提到：“西班牙战争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现代作战武器都参加了战斗，结果很可能为所有的现代欧洲陆军所研究。

这场战争中特定的坦克战术方面的经验得到了强调，包括步兵进攻对坦克支援的需求，步兵、坦克和炮兵协同的需求，及没有协同时坦克面对反坦克防御的脆弱性。

关于坦克在防御中的运用，西方专家们以几个战例为基础，肯定坦克是就地反击中的关键要素。

研究报告在得出有关坦克部队纵深作战的经验时非常谨慎，因为在西班牙没有使用大规模的装甲部队的经历。

一些研究报告还质疑面对准备良好的防御使用**坦克群能够达成突破的可能性。

而对于偷偷的参加了这场战争的中国来说，一些西班牙战争的战术方面的经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总参谋部的观点是：坦克的全部潜力并没有在西班牙表现出来，应该继续寻求使用坦克的方案。

西班牙内战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东西方各国广泛注意的教训之一就是坦克设计方面。

对于“t-26”轻型坦克的性能，苏联人普遍感到很不满意。

虽然它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强健的有能力的战车，与“可怕”的意大利“cv335”超轻型坦克，装甲薄火力弱的德国“1”号轻型坦克及西班牙陆军的老旧的“雷诺ft”轻型坦克比较，尤其出色。

民族主义军的两种坦克都只装备机枪，因此在战斗中不可能打败“t-26”坦克，而它们的装甲又太薄无法抵御“t-26”的45毫米火炮。

但在面对民族主义军的“魔鬼坦克”时，它“t-26”却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关于“魔鬼坦克”的报告送到了军事委员们的手中，引起了斯大林本人的重视，虽然因为大清洗和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的关系，红军高层没有表现对坦克设计进行革命性变革的需要，但一些坦克设计师却并不这么认为。

1938年的较早时候，哈尔科夫动力机车厂的设计队伍出席了军事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一个会议，会上国际坦克团负责技术事务的指挥官助理亚历山大?维特洛夫回答了有关在西班牙的经验教训的问题，并认为新的快速坦克应该有更厚的装甲，并且应该有一门比“t-26”和“bt”的老式45毫米“鸟枪”更好的火炮。

新的坦克就是“t-34”，一种革命性的设计就此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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