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比开火车，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速度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一下这样做的危害。”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快的未必就是好的，ji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

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杨朔铭说道，“昔年清廷的崩溃，绝非一些史家所说的政治改革步子太慢而导致**，其实恰恰是步子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从后世穿越来的杨朔铭在这个时代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反思之后，已经明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

而晚清推行的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上百年，但还是被后人指责为太慢而细细考察一下，这些责难者的主流，恰恰正是那些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需要从政汉改革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美妙远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ji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孙氏的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其实要更加漫长。

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治改革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cào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历史在这里，可以说对那些以**家面貌出现引领“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人进行了无比绝妙的讽刺。

晚清因政治改革超速而导致了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却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

在令人眼huā缭luàn的各种“主义”大旗下，jing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正是杨朔铭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一些人总是将对政治改革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责为保守。

这种指责，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和行政常识，就是另有所图。

殊不知，超速颠覆之后，作为司机的执政者之死，或许并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们，是否考虑过这辆车上的乘客安危呢？

因为这辆车上面，不仅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将来

说什么“而今迈步从头跃”，都是不负责任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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