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

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啊。”

“每次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在替别人做的。

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屈霜的声音里透着沉重和无奈，“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

老实说，在上届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

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

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

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

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样子。”

“啸白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杨朔铭这时已经看完了屈霜写下的文字，他听到屈霜的话，在一旁点了点头，“啸白还想说什么，就畅所欲言好了，我想听。”

“那么瀚之想听我说什么？”屈霜看到杨朔铭神情专注的样子，不由得失笑，“我对政治已然失去信心，军事谋略也非我所长，瀚之想要知道什么？”

“那啸白就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吧。”杨朔铭微微一笑，说道。

“我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家境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

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

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

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

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

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且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清。

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所以，这也许是我政治上‘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屈霜说着，眼角似乎有泪花闪动。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

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

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

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

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

说得实在些，是废物。

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

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

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

所以最早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

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

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听了屈霜的肺腑之言，杨朔铭也叹息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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