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二十四）游行

“说的不客气一点，你曹总长是在走钢丝撞大运。”章宗祥的声音透着深深的忧虑，“你既然清楚***人是算政治帐的，还要借这些钱花，这是在碰侥幸。

而且一旦传到民间，你曹总长***贼的名声，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贼什么的名声，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实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有什么用？”曹汝霖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示威呼喊声，并没有在意，说道，“***人虽有图谋，还得看我们如何利用，段督办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实力，使政府有力量号令全国，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资发展经济。

如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几年后，必有统一强大之中国出现，斯时以前的那些约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议，甚至于和各国所订之条约，凡损及我主权者，也都可以争回。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段督办请我出山担任交通总长，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的原因。”

听了曹汝霖的解释，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明白了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但脸上忧虑的神色仍未消失。

“当初孙氏允诺满蒙归***，也是想以此获得上位之资本，结果最后落得个事败身死遗臭万年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氏当年之举，不可不为段公戒。”章宗祥说道。

“段公于‘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一意主战，本为最坚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但国民讶异，就连我等，也是难以理解的。”陆宗舆叹息着说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来，其实还是要差上了一层。”

听了陆宗舆的评价，曹汝霖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凯，也都禁不住叹息了起来。

作为北洋系的资深官僚，曹章陆三人对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认识，都比较深刻。

作为现在北洋系的第一号人物段祺瑞，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袖，比起他曾经的主公袁世凯来，都要差上一些。

但段祺瑞的志向，却并不比袁世凯小。

段祺瑞志向远大，而且意志坚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认准了，无人能够撼动他的意志，而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在他的手中实现统一和强盛。

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最终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

而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若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统一。

而段祺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认为国家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南北分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明显（在段祺瑞眼里，杨朔铭已经成了南方最大的军阀）。

段祺瑞苦于自己手中没有象样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拥有武力，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些，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

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

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

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

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

尽管如此，但段祺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祺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霖，便一再请其出山。

而曹汝霖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政府有意资助段祺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祺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霖说的那样，是想利用***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祺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

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

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

段祺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汝霖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

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

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

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

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4000名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

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

因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

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

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

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

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

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

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

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承天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却并没有变。

集会、演讲、示威于承天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

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学生们的行动早就惊动了报刊媒体，当记者们赶到承天门时，学生不过聚集了六七百人。

然而过不多久，便有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三个方向云集而来。

对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这次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的全过程，当时的《京华日报》记者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等大家到齐，学生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

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

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

……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急忙赶来承天门，立于红墙之下，劝说学生，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各校学生大呼走走。

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

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

’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

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

“今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处在东西长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

北大学生因与前来劝说的教育部代表辩论，耽误了不少时间，故最后一个到达***前。”

“学生的意愿，最早的设计，确实就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

这一点，从北大学生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

学生用白话文草拟群众集会的传单，简单明白，流传甚广，现录如下：”

“现在***以向我政府借款为名，欲图管理我***事，控制我国金融，眼看就要成功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

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欺侮！

国家要灭亡了，同胞们！

起来呀！”

“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政府日元借款问题。

所谓‘外争主权，内除***’，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

相比之下，北大某学生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便要激进得多，现录如下：”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

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

至有甘心***，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

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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