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湉看了看众人，挥了挥手道：“都起来吧。”

几人这才松了口气，谢了恩后站起来，却再不敢坐下。

说起宪政之说，最初起源还得说是载湉一手推动的。

要不是他大胆启用哪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官员，并且一力推行新闻自由，这宪政的风潮可能还没那么快的起来。

毕竟现在的大清正是中兴之象，光绪皇帝内安民政、兴工商、整吏治、办教育，各行各业都发展的有声有色，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起码是在一些主要省份是这样。

对外御强敌、胜倭寇、改条约、兴贸易、开疆拓土。

尤其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对德国教案的处理，和随后对各省吏治的整顿，更是让大清的子民感受到了皇上的励精图治，也感受到了国家强大的好处。

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宪政的土壤并不肥沃。

但清政府——或者说载湉——的各项政策并非完美无缺，对中国的民生拉动也不是面面俱到。

再加上之前半个世纪的殖民渗透使得中国的经济几乎完全被洋人所掌控。

导致即使是现在，中国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过多依靠外国资本技术的局面。

再加上载湉大力推行西式教育，输送留学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西方的发达和文明，所以，终究还是有那么一些人看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优势，兴起了改革政治体质的念头。

这些想要推行宪政的人中，第一个便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光绪十四年中举后，曾被载湉放到王文韶麾下兴办教育，现在在江西任学政。

此人在光绪二十四年的吏治大整顿时曾上书，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主张君主立宪。

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

在专制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

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

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明确提出了身份平等观。

不过当时载湉正因为处理德国教案一事声望如日中天，他的这份折子被满朝的官员批的体无完肤，无数人上书参他违制、欺君、大逆不道等罪名，直欲杀之而后快。

甚至听说有人真的去刺杀康有为，不过没有成功罢了。

倒是皇帝本人对这份折子的态度极为暧昧。

虽然对康有为的折子留中不发，但对哪些参劾他的折子也没有处置。

所以直到今天，康有为的脑袋还妥妥的扛在脖子上，就连乌纱也没丢。

堪称大清官场一大奇闻。

也许正是因为皇帝对康有为的‘宽宏大量’，使得在此之后，持这一观点的人便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载湉任用了大量的年轻官员以补充吏治整顿造成的职位空缺之后，因为对清朝地方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深恶痛绝，这些年轻的官员也开始倾向于康有为的理论了。

时至今日，这些以年轻学子、官员为核心的‘改良派’已经形成了中国政坛上的一股不小的势力，其中尤其以广东省为甚。

这就不得不提另一个著名的人物，孙文。

中日战争期间，因为朋友的建议，同时也是想为国家出一份力，孙文放弃了在广州的医馆，前往天津，加入了战地医疗队。

不过对日本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战地医疗队也随之解散。

之后，友人陈少白加入了‘中华红十字总会’，致力于发展医学。

而孙文则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游历之后，回到了广州。

在各地的游历过程中，孙文看到了清政府致力于改革的成就，也感受到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清政府中下级官僚的腐败。

因此，他决定以自己的能力来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1898年，孙文和朋友杨衢云、郑士良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社团，该会以‘振兴中华’为宗旨，故名‘兴中会’！

在此之后，孙文又结识了梁启超等人，并从梁启超哪里了解到了康有为的一些思想。

随后，他们利用香港、广州的报纸，开始宣传康有为的‘宪政’思想和自己的一些主张。

当然，因为这个时代清政府——或者说载湉——确实做了很多的改革，所以这些人仅仅是通过舆论来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和改革方案，没有——也不可能付诸武力。

现在大家的生活都还过得去，小日子蒸蒸日上，你要是说继续深化改革，大家自然支持，但你要是说起来造反，估计第一个被反的就是你。

什么情况下才造反？

那得是实在没活路了才干的事儿。

活的好好的，谁愿意脑袋别裤腰带上？

就算是哪些支持‘宪政’的人，其观点主张也没有被朝廷所封禁，还是可以畅所欲言的——你没看连康有为都没事儿么。

既然正常的渠道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啥要走绝路？

不过朝廷对近两年兴起的‘改良派’始终没有评价，既没有接收他们的观点，也没有封禁。

但是今天，几位大臣知道，皇上对‘宪政’，恐怕要有一个说法了。

“朕也曾经看过康有为的折子，还有他写的其他一些东西。

包括哪些所谓‘改良派’、‘兴中会’在报纸上说的一些个东西，朕都看过。”

听着皇上这番话，几位大臣强忍着不去看始终坐在一旁的善耆。

大家都心知肚明，皇上所了解的这些东西，十有八九就是通过此人。

载湉没去在意几人心中的小九九，继续说道：“坦白讲，其中的一些观点，朕也认为是正确的。

比如设立宪法、以法治国。

比如权力制衡，‘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

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

’这些，朕也认为有道理。”

“但是！”果然，皇帝一个转折，“有的有道理，并不代表所有的都对。

比如他认为‘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

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

那么朕要问，俄之彼得大帝比之今之尼古拉二世治下之民，孰苦孰不苦？

今之日本明治皇帝比之朕之今日治下之民，孰苦孰不苦？”

彼得大帝和尼古拉二世暂且不说，单说日本虽然明治维新，施行宪政，但在中日战争中战败，本身经济发展就被中国打压，还要承担巨额赔款，人民生活自然苦不堪言。

说来好笑。

既然有‘改良派’，也就有‘保守派’，而这两派在争论的时候，居然都用日本维新改革做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

‘改良派’认为日本这样一个小国都能通过宪政改革而具备挑战大清帝国的能力，说明宪政的确是个好东西。

而‘保守派’听了则哈哈大笑，反驳道‘那不如请你去体会一下宪政的好处吧。

’

载湉此时举这个例子，也是在调侃‘改良派’的狭隘。

“还有那个‘地方自治’”载湉继续道：“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中国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春秋、战国之乱，这才迎来了天下大一统。

他现在却提倡‘地方自治’！

真该问问这些人，史书都读到狗脑子里去了。

唐朝的藩镇割据带来的乱世死了多少人，他们不知道么！”

这几句话载湉说的语气有些重，他是真气愤康有为提出的这个‘地方自治’！

虽然他不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自治’，造成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军阀割据，并错过了最后一次复兴的机会。

但他至少知道历史上凡是地方职权过重必将会带来的灾难是什么。

所以载湉才在亲政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想方设法的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利。

自云贵总督岑毓英死后，载湉就没有再任命云贵总督，时至今日，除了王文韶这个东北农垦总督外，大清再无一个总督。

而王文韶这个农垦总督不过类似之前的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和那些封疆大吏已截然不同。

随着载湉的语气加重，本就忐忑不安的几位军机大臣立刻腿肚子发软，再次跪了下来。

尤其是王文韶，康有为之前可不就是在他手底下干活，还是他给一手提拔的呢。

现在闹成这样，万一皇上株连九族，自己也免不了人头落地！

载湉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于是抿了一口手中的威士忌，缓了缓情绪，这才继续道：“好了，朕说的有些多，不过你们也要理解。

你们要记住一句话，朕并不反对新思想、新政策，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生的，就等于是有利于朕，朕就会接受，就会推行。

但不要整天夸夸其谈，做一个纸上谈兵的赵括。”

载湉又对孙家鼐道：“孙师傅，你现在管着教育部，也提醒提醒那个康有为，劝他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再来研究其它。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还有王爱卿，你和他有知遇之恩，也要约束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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