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慢侯拿着金匮密函，惊讶了许久。

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明白了藩镇家族的心思。

李靖是李慢侯的长子不假，但李靖的身份，其实也是一个藩镇，他是以东洲郡王的爵位出任东藩汉海都护府职务的，特殊虽然特殊，可在东藩内部，他就是一个藩镇。

东洲的情况其实大家都清楚，燕王长子野心勃勃，随时可能将东洲从东藩府分裂出去。

对于如今的藩镇集团来说，交出权力换取了富贵之后，他们更希望东藩府能够天长地久，这样他们的子子孙孙才能享尽荣华富贵。

不希望发生分裂和战争。

另外李靖母亲也没少从中做工作，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教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儿子，而她比儿子更野心勃勃。

这对李慢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不选李靖，父子人伦上，儿子会恨他。

他选了李靖，又不符合他的想法。

在他看来，李靖并不适合这个职务。

李慢侯并不在意李靖分裂东洲，在他看来，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跨越太平洋管辖另一块广袤的大陆，其实并不现实。

大英帝国无法管辖北美殖民地就是例子，一旦殖民地有所发展，势必跟母国产生利益冲突，母国一旦不够强大，殖民地势必会脱离母国独立。

这是历史规律，早期殖民帝国都面对过这个问题。

李靖如果以东洲郡王身份执掌东藩府，那意味着他将在夺位过程中占据绝对的优势。

如果选择李靖执政，李慢侯无异于重新立了一次世子，这是对权力承接制度的破坏。

所以他权衡一番之后，在现任东藩府令李睿、大理寺卿的见证下，选择了綦业。

綦业是李睿上任之初选定的下任府令人选，陪伴李睿执政了十年，经验非常丰富。

选他是最稳妥的决定。

勾选之后，就交由大理寺卿和綦业，他们将很快公告天下。

消息瞬间传遍天下，宋朝朝野都对此感到忧虑。

在宋朝当权者看来，綦业跟李睿是一丘之貉，綦业本就是李睿提拔的副手，而且是山东府学兵法科毕业，跟李睿一样，拥有在边地都护府任职的经历，李睿执政燕然都护府，綦业则长期在渤海都护府任职，论武功，綦业甚至要高出李睿一头，因为女真人就是綦业在渤海都护府任上被灭国的。

东藩选择这样一个人当下一任府令，让朝廷赶到了秋风萧瑟。

东藩南下，始终是朝廷最大的危机。

这些年不断挣扎，晏湲、赵鼎、张浚这些人轮番登场，却始终没有大的起色。

反而是越折腾，越弱势。

随着大航海时代走向成熟阶段，海外扩张不再是一个亏损项目，开始向母国反馈丰厚的利益。

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势力，东藩享尽了红利。

东藩控制的海外贸易基地、海外殖民地，每年可以为东藩提供五千万贯以上的直接财富。

而因为海外贸易扩大，间接带动东藩辖区生产发展带来的财富，根本无法计算清楚。

由于大航海经济走向成熟，东藩境内产业发展已经明显高过了大宋。

吞并几个藩镇后，东藩开始以区区五千多万人口的规模，在财政上超过了大宋朝廷。

东藩每年库入高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而控制着一亿两千万人口的朝廷，反而以两亿出头的规模稍逊一筹。

随着日本白银、欧洲白银甚至美洲白银相继被发现、开采和流入中国，东藩也好，朝廷也罢，民间贸易已经开始使用白银计价，随即政府收税确定以白银计价。

铜钱作为辅币，在民间日常交易中，依然不可或缺，但生意人已经不在用铜钱来结算了。

金银铜三大贵金属在长达二十年疯狂流入中国后，中国的贵金属购买力已经跟世界其他地区平齐，意味着中国货币因为稀缺而被高估的购买力正式跟世界接轨。

金银比价也开始跟世界接轨，稳定在了一比十二的比例左右，而铜钱价格则经历了长期的贬值，一方面是大规模开发南美铜矿，导致铜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大量铜被用于制作各种器皿，变得不再那么稀缺。

还有铜票等信用化纸币的发行流通，让宋朝彻底结束了铜荒，而且铜钱日益贬值，私铸行为彻底结束，因为铸钱变得无利可图，但铜票假钞依旧存在，甚至有大量制作精良的假钞纸币跟真钱难分真假。

东藩府非常怀疑，流通在市场上的大量假币，实际上是南宋朝廷秘密印刷的。

赵鼎保守，张浚激进，晏湲则是思维开放，晏湲执政期间，效仿东藩政策越来越肆无忌惮。

却总是落后一步。

东藩金银铜票运行良好，晏湲没有入朝之前，在江北曾经跟东藩府合作，接受东藩府的纸钞。

他入朝当了宰相之后，虽然继续坐镇江北多年，可逐步跟东藩冲突，以邻为壑。

他开始排斥东藩钱钞，开始发行江北钱引。

晏湲发行的钱引，跟朝廷的钱引最大的区别就是，有铸钱做储备。

用一定比例的储备，撬动更大规模的纸币，这期间的杠杆作用，可以让铸钱成本下降到大幅盈利的程度。

他还要求江北税收必须使用钱引，将政府税收的信用注入了钱引纸钞。

很快江北就再次恢复到了两个金融体系并存的时代，但运行比以前稳定多了。

因为晏湲打造的金融系统也很稳定，不像朝廷不是发不兑换的钱引，就是铸造铁钱，对金融体系的扰乱太严重。

晏湲在江北的做法，最后随着他斗倒赵鼎、张浚，入朝大权独揽，开始通行朝廷。

大宋朝廷这才有了稳定的金融体系。

除了金融，在其他经济领域，晏湲还大量引入东藩制度。

开海、殖民、贸易，税制改革等等，许多都是在他在江北大权独揽时期进行过成功试验的。

但他无法改变的，是大宋朝廷的祖制。

他无法取消大量特权阶层的特权，士大夫阶层、权贵阶层、寺院，都拥有很大幅度的免税特权。

依靠这些特权，他们不需要在自由竞争中战胜对手，而是从一开始就跟其他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因此大量兼并，都是源自特权，而不是竞争力。

积少成多，宋朝的各个阶层，都拥有鲜明的特权属性。

他们的特权，让他们在宋朝控制区竞争，无往而不利，可一旦走出大宋疆域，在广阔天地中跟东藩同行竞争，就寸步难行。

大宋的商人做买卖，始终做不过东藩出身的野路子们，大宋的大地主种庄稼，始终都种不过东藩出身的农场主。

同样的资本在两个群体中的收益不同，同样的土地在两个群体中收益也不同。

东藩的商人，对市场更加敏锐，更加富有进攻性，更懂得随机应变；东藩的地主，对市场更加关心，更加愿意按照市场来经营农场。

而大宋的商人，顽固的死守传统产业，大宋的农场主不管市场需要什么，只种他们熟悉的农作物。

结果就是，东藩商人总是最先一头扎进新兴产业，站在产业风口攫取第一桶金，东藩地主总是种植最热门的经济作物，用同样的土地生产出最有价值的农产品。

一家一户对比不出什么，但扩大到上亿人的规模，这种差距就十分明显。

最优秀的那批人，可能只比最不优秀的那批人优秀百分之一，一个九十分，一个八十分，可这十分的差距被市场放大之后，就决定着谁是老板，谁是苦力。

大宋就在这样的不明显差距下，逐渐被竞争放在了东藩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从技术上来讲，最新的技术，总是诞生在东藩境内。

这绝不是东藩的百姓更有创造力，当然如今东藩百姓教育水平确实更高，整整一代人接受了基础教育，都能读书识字，其中有天赋的，肯用功的，即便考不入府学，也能自我学习提高自己。

许多发明创造，就是这些民间小民搞出来的。

可是东藩从世界各地引入的各种知识，在大宋境内也广为传播，对发明创造有推动作用的《机械学》等科学著作和大量齐州学宫发表的力学、数学知识，宋人也能轻易获得。

一亿多人口中，总是不乏天才的存在，因此宋人的发明也不少。

但是很可惜，这些宋人的发明，依然优先选择送去东藩。

不是他们爱东藩，而是东藩有一套对知识和技术奖励的制度，专利权法如今已经形成共识。

宋人的发明家发明了新技术，一定是先去东藩进行注册，在大宋反倒要严防死守生怕泄密。

晏湲不是没想过要推行专利权法，他在江北就推行过，扬州运行的就很好，从李慢侯在扬州的时候开始，这里就形成了为知识费钱的习惯。

但在其他地方推行的并不顺利，反对势力太强大。

最大的反对势力，就是耕读传家的士大夫阶层。

大批士大夫阶层转化为商业资本，经营的项目往往跟土地关系紧密，比如纺织业就是士大夫阶层最能接受的手工产业。

但是大量棉纺织技术、丝织技术，都是东藩引进或者进行过革新的，如果要推行专利权法，这些士大夫阶层就要给东藩境内的发明家付钱，他们不愿意。

他们有知识，还能提出一大套道理来，说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古皆然，没有道理不劳而获。

结果就是，新技术不敢在大宋境内推广，反而要想方设法的防止技术被宋人窃取。

晏湲推行的大量新政，更像是在东藩压力之下的缝缝补补，大量特权阶层，如同沉重的铅锤一样坠住了他想要快速奔逃的双腿。

最有成效的改革，也正是在东藩施加压力最大的领域，军事领域的改革，反倒是颇有成效，打造出了一支颇为强悍的大宋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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