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搓着双手。

看得出来，他对这个案子已经很有兴趣了。

他低声问道：“请问，当时你怎么办呢？”

“我马上想到小偷一定是从侧门上下楼的。

如果他走的是正门，那我肯定能碰到他。”

“他会不会一直藏在办公室或走廊里呢？

你不是说走廊的光线很暗吗？”

“这绝不可能。

无论办公室还是走廊，都没有藏身的地方，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谢谢，请接着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的样子，知道出大事了，就跟着我一起上了楼。

我们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

楼底的侧门关着，但没上锁。

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

我记得下楼时附近的钟敲了三下，时间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很重要。”福尔摩斯边说边把这个时间记在了衬衫袖口。

“那晚天很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一个行人都没有，但街尽头的白厅路却还和往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

我们急得帽子都没戴，就沿人行道跑了过去，在右手边的拐角处，站着一个警察。

“‘出了盗窃案，’我气喘不停地说，‘有人从外交部偷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你看见有人从这里走过去吗？

’

“‘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

’警察说，‘我只看见过去一个人，她是一个高高的老婆婆，披着条佩兹利披巾。

’

“‘哦，那是我老婆！

’看门人大声说，‘没别的人过去吗？

’

“‘没别的人了。

’

“‘这么说，小偷肯定是从左手边的拐角逃走了。

’看门人扯着我的袖子说。

“但我不相信他，我以为他是想把我引开。

于是，我问警察：‘请问那个女人是往哪边走的？

’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但没特别留意她往哪边走了。

不过，她好像走得很急。

’

“‘她走多长时间了？

’

“‘嗯，没走几分钟。

’

“‘不到五分钟吗？

’

“‘对，不到五分钟。

’

“‘别浪费时间了，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大声叫道，‘请相信我，这事绝不是我老婆干的。

我们还是去这条街的左端去吧。

好，你不去我去。

’他说着，就向另一头跑。

“我马上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哪里？

’我问他。

“‘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

’他回答道，‘但你别太武断行事了，费尔普斯先生。

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或许能打听到什么。

’

“我想，就照他的意见去做也没什么坏处。

于是，我们两个和警察急忙往那边跑。

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个个行色匆匆地想在这细雨之夜早点回家，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我们只好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了一遍，但什么也没发现。

通往办公室的走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如果有人走过，很容易在上面留下脚印。

我们检查得很仔细，但半个脚印都没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都下雨吗？”

“雨大概是从七点钟开始下的。”

“那么，那个女人是九点钟左右进的办公室，她穿着沾了泥的靴子，怎么会没留下脚印呢？”

“很高兴你能这么问。

当时我也这么想。

原来这个打杂的女工有个习惯，总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把布拖鞋换上。”

“我明白了，所以，尽管那晚下了雨，但她没留下脚印，是吗？

这一连串的细节很重要。

你们接下来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接着仔细检查了一遍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没有暗门，两扇窗户离地面有三十英尺高，而且插销也从里面插上了。

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

天花板是用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他只能从惟一的房门逃跑。”

“壁炉是怎样的？”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

电铃在我写字台的右边。

按铃得到我写字台的右边去按。

但罪犯为什么要按铃呢？

这真奇怪。”

“这确实有些奇怪。

你们下一步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门，看那位小偷有什么痕迹留下没有，比如烟蒂、手套、发夹或别的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你说的东西。”

“没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这我们可没想到。”

“在这样的案子里，即使是现场的一点烟味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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