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中盐法是最能体现明朝国力不断衰弱的一个具体事例，而且从中能体会到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以及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越是深入，就越会发现在封建王朝这个框架内，所有的努力都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没有万世不变的完美制度。

因为明初几十年实行的开中盐法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参与各方的利益。

从当时的角度来说，开中纳盐就是相对完美的一项制度，所以《明史》中有言：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但是到正德五年，所有的一切都大变样了。

首先，盐业自春秋以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历朝历代都把盐法作为国政中最为重要的几项政策之一。

因为盐业有两个特点。

其一，食盐生产受产地所限相对集中，所以容易被控制；其二，食盐是人体必需品，所以利润丰厚。

《汉书食货志》记载商人‘役财而骄又不佐国家之急’，这些商人从事的行业要么是煮盐、要么是冶铁。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面对北元残部的威胁，因其游牧的特性，在茫茫大漠之中难以寻找，所以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即便打跑了，过上几年蒙古人又会内迁‘驻牧’。

所以大明不得不在西起甘、凉，东至辽东的漫长国境线上驻扎重兵，这样，就需要大量的供给。

然而粮食运输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粮食不方便保存，容易变质，且路途非常遥远，主要产粮的关中、中原地区距离边境防线都有数百里至上千里，北方也没有河道进行水运，所以如果官方来运送这些粮食就是沉重的负担。

顾佐缺乏现代经济理论知识。

但是朱厚照是知道的，盐业从最早的官办官运，改为明代的官办商运，其实是一种效率的提高。

所以这其实是基于现状、综合考虑的选择。

顾佐是技术性官僚，他已经探明了皇帝的口风，取得了支持，于是更加等不及，“阁老，盐法之坏已深入骨髓，早改一天，则天下百姓俱得其利，晚改一天，则天下百姓俱受其害！

这事等不起啊！”

这样以后，朝廷就不再介入生产、运输和销售的任何一个环节。

同时也不再有私盐问题。

因为所有的盐都是私盐。

朱厚照嘴角一弯，“也不尽然。

朝廷可以接受不同的支付方式。”

朱厚照想了想，“确实有这种可能。

如此，就要行政干预，罚钱抓人都可为之。”

弘治皇帝对待亲人也很好。

从弘治五年起，他赐给歧王两淮余盐一万引、赐与益王两淮余盐一万引，弘治十二年赐泾王两淮余盐一万引、赐申王两淮盐一万引，以上这些费用是“助婚礼之费”。

相反，如果是一套相对复杂的盐政，那么推广下去也必然是困难重重。

其实这样做就有点像是大清的盐法。

商人在皇权面前完全跪下，以取悦皇权为最高标准，而和官府媾和之后，贪墨银两、偷税漏税、贩卖私盐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然而即便两淮、两浙盐引如此壅滞，但是赏赐的还是这些。

这个时候商人怎么办？

没办法，只能花银子去结交权贵和势要，这个行为就叫“买窝”。

朱厚照解释道：“若是边境地区有战事，则朝廷所拍的盐场可定八成本色二成折色，若是承平之时，则可定为二成本色八成折色。

谁想拍得盐场的经营权，肯定是先满足这个要求才行。

这样也可以避免守支的问题，因为盐场为商人自身所经营，他想何时产盐就何时产盐。”

朱厚照摸了摸鼻头，“礼卿，若是照此修改，不出几年，这些商人也会与朕的臣子勾结在一起大肆贪墨，随后在默许之下大行私盐，到那个时候朝廷的盐税还是减少。

这样改动，也就是从养肥一群人变成养肥另一群人。”

其实即便这样改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法子。

所以明朝中前期开始出现了‘商屯’。

他们用这些粮食换取盐引，然后将盐引卖给内商，直接获利，省去了后面再支盐、卖盐的流程。

支盐以后，这些盐要送至指定的批验所核验，核验无误以后就可以送到指定区域售卖。

“亦或者，可以在支付方式上再做文章。

譬如说拍卖价稍低些，但是要盐场每年收入的二成归于朝廷，不过这种复杂的设计，朕并不推荐，每多一道程序，都是贪墨的空间。”

商人？

对，部分盐商通过官商结合获得了利益。

道理很简单，你手里有盐引，侯爷手里也有盐引，你说盐场给谁支盐？

顾佐确实要仔细思量，皇帝的这个想法他从未有过。

李东阳看到他的奏疏也一样是皱眉头，“陛下有意革新本是好事。

可开海之事刚刚平息，朝中上下仍有怨气，此时骤而动盐法，是不是略显得急躁？”

当然，故事的后来肯定不是这样美好。

也许是被称为统治阶级的一群人。

而对于顾佐来说，他看不到那个问题。

然而另起炉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管过去有什么猫腻，那一套朝廷不玩了，皇帝不会去细究，巡盐御史或是盐运司到底贪墨了多少银两，反正打包在一起全部扔掉。

与此同时，宗亲、勋贵、内臣通过权力获得大量盐引，导致商人大多困于守支，盐引因此卖不出价格。

“陛下，还不止如此。

盐业是巨利，若朝廷拍得价高还好，拍得低了，其中利润岂不尽为盐商所得？”

所以中前期边疆地区商屯大兴，《明史》记载：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

勋贵、内臣？

也对，这些人不断的通过向皇帝奏乞‘盐引’的方式来获利，而且商人中盐有数额限制，即不许过三千引，但是成化皇帝大笔一挥就给了万贵妃的兄弟万通淮盐五千引、赐给皇后母亲段氏两淮官盐两万引。

但在封建皇权下，皇帝本身会有克制不住的欲望，不断的去开出这个欠条。

比如说整个国家一年产盐一百万引，但是京师里画出来的盐引，可能有两百万引。

改革的难度降下来之后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提升可执行度。

再后来，商人根据自己在开中法中扮演的角色又开始分化为边商、内商和水商。

听起来似乎也可行。

朱厚照摇摇头，“非也。

朕不会将盐场免费交给盐商，而只是将经营盐场的权利拍卖给盐商，朝廷固定取得一个收入。

剩余的由商人自负盈亏，他们赚多赚少都与朝廷无关。”

现如今反正就是他和顾佐君臣两人，朱厚照也就把自己的想法尝试着说出了口，“礼卿，你觉得……若是将盐场也交给盐商如何？”

所以当时记载“一时太仓银累至百馀万”。

总之一句话，盐法已坏而依附于其上吸血的人太多，而原本那是属于朝廷的收入。

顾佐过来禀报这些问题，肯定也是带着解决办法来的，不管有没有效果，至少是他自己一直思考的办法。

这本来也是没法杜绝的事，因为官盐当中有‘行政成本’，随着吏治的败坏，这个成本必定是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官员不是给自家生产食盐，质量做不好是一定的，所以价高质差，就是官盐的宿命。

“你先不必着急，咱们只是先议一议。

弘治五年，当时的户部尚书改革了开中盐法，其目的一是解商人守支之困，二是增加了太仓收入。

朕这个法子并非是拍卖盐场的产权，盐场还是归于朝廷，拍卖的是盐场的经营权，所得收入也可抵盐引。”

可内地是产粮地，它的价格低是省去了大部分的运输成本，在边境地区能有这样的粮价与开中法的成功不无关系。

商屯消失、军屯败坏，也没有人再给边疆地区输送粮食，朝廷每年拨的是军饷。

所以西北是粮食输入越来越少，银子输入越来越多。

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守支”，盐引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欠条’，按照道理来说，商人拿到盐引守支，就可以取盐。

当然，弘治五年这次改革的破坏性依旧很大，最直接的就是直接消灭了商屯。

“……如此说来，朝廷只能另起炉灶了。”皇帝发出这样的感慨，“还是说，礼卿觉得可以再将盐法改回去？”

洪武初期，灶户产盐一引给米一石，称为工本米。

洪武十七年，朝廷将工本米折钞，但是大明宝钞贬值严重。

而且还要忍受‘总催’之类的上司勒索、欺压。

身上有几个钱也给敲出去了。

这个法子有些大胆。

然而明朝盐法的败坏根本上是官僚系统的腐败，叶淇做的事在成化年间也有大臣奏请‘将本色改为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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