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之前下令，着兵部派人捉拿柳总旗问罪惩处。”

朱棣听了朱高煦所言，自然是毫不犹豫的点头同意，看向金忠吩咐道：“人若是抓回来了，就尽快依法惩处，枭首示众，平息民愤。”

金忠却躬身道：“启禀陛下，曹国公之前呈上来的军报记录，杀人夺粮，祸害百姓的总旗柳杰，早在大军克复吐鲁番城之役时战死。”

朱棣闻言一愣，随即说道：“既然是战死，也算为国捐躯。”

“陛下，臣以为对待柳杰，不可用‘八议’之制论其罪过。”

金忠立即接话道。

“八议”制度，是封建权贵犯罪后，享受“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且朝廷司法衙门不得擅做处理的特殊优待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权派在立法上引礼入律，形成许多新的法律原则或制度，使由汉朝开始的礼法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八议”制度既是其中之一。

“八议”内容具体为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

该制度的直接渊源是《周礼》中的“以八辟丽邦法”，自曹魏《新律》始正式载于律文，《唐六典》卷六称“是八议入律，始于魏也”。

这种制度的出现是封建礼法结合的产物，也是“刑不上大夫”礼制原则的具体体现，相当于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

历史上，此种制度自曹魏首次入律之后，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

朱棣听了金忠之言，颔首道：“不错，对待柳杰这种人，确实不适用‘八议’之制。

功是功，过是过，不可混为一谈。”

他说到这里，朗声道：“金忠听旨。”

“臣在。”金忠道。

朱棣道：“传朕旨意，将柳杰的恶行与朝廷对其惩处通传全军，让将士们引以为戒。

另外，兵部要派人抚恤柳杰的家卷。

朕看，就以朝廷的名义，给予柳家十两抚恤银圆，再从其子侄之中，征一人入卫所军，到吐鲁番山区垦田五年，为柳杰赎罪。”

朱高煦心中明白，这道旨意看似普普通通，实则蕴藏智慧。

按照过去朱棣之前惩处柳杰这种屠杀无辜百姓的官兵的惯例，凌迟处死都是轻的。

以朱棣的脾气，极大的可能会把柳杰剥皮实草，挂在吐鲁番城的城墙上平息当地百姓的怨恨，更不可能会给柳家抚恤金。

不过，柳杰终归是为国捐躯，战死在了攻打吐鲁番城的过程中。

且目前朝廷派大军西征，正是用人之际，有过必罚，有功必赏的规矩还是要立起来的。

朱棣下令从柳杰子侄之中，征一人入卫所军，到吐鲁番山区垦田五年，为柳杰赎罪。

表面上看是这么回事，其实凡是卫所兵都明白，这算是朱棣变相的对柳杰的恩赐。

因为柳杰的那个子侄到吐鲁番地区垦田五年之后，会继续留在卫所中任职，与普通卫所兵没有区别。

与寻常百姓相比而言，能够成为大明王朝的卫所兵，也算是拿粮饷的官兵了。

“陛下仁慈！”

金忠恭声道。

朱棣接着道：“至于太子奏请追封张玉、火真等战死的有功将士之事，兵部需要拟一份具体的名单呈上来。”

“臣遵旨。”

金忠躬身领命道。

“关于封赏有功将士之事，诸卿可还有想说的话？”

朱棣俯视殿内众臣，朗声问道。

朱高煦见无人说话，便再次转过身，向着朱棣鞠躬行礼道：“父皇，儿臣认为，坚守亦力把里城之战过后，

安平伯李远论功当封郡侯。”

历史上，李远袭父职为蔚州卫指挥佥事，在靖难之役中燕军攻打蔚州，李远举城投降。

之后，他累功为都督佥事，封安平侯，禄千石，予世伯券。

在永乐七年李远跟从丘福出塞，至胪朐河，丘福贸然进军，李远苦谏丘福，丘福不听，导致最后大败。

当时李远率领五百骑突阵，杀数百人，马蹶被执，骂不绝口，死时年四十六，后来被追封为莒国公，谥忠壮。

历史被改变之后，李远以蔚州卫指挥佥事之职，奉朝廷调令，担任第三队援西大军的参将，到了西北后归西宁侯宋成节制。

宋成派火真援助张玉时，李远跟着火真立下了扫荡敌军伏兵的功劳。

不久，曹国公李景隆与淇侯丘福领兵与张玉部汇合后，举兵攻打吐鲁番城，李远立下了先登吐鲁番城的军功。

之后曹国公派信使快马送军报到朝廷，李远论功受封为安平亭伯。

此后，李远率领一队奇兵，绕到亦力把里城西部，助张玉、李景隆攻下了亦力把里城。

朱高煦认为，这一战，张玉、李景隆能够攻下亦力把里城，李远当居首功！

后来李远又配合张玉坚守亦力把里城，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

此战，若论守城之功，朱高煦认为张玉位居第一毫无疑义，而李远之功绝对要在战死的谭渊之上，位居第二。

毕竟，拿下亦力把里城与坚守住亦力把里城的意义都非同寻常。

亦力把里城是亦力把里汗国的王城，也是目前西域境内的第一大城，该城城内与城外四周村镇的人口加在一起，总计超过了十五万。

若是将该城势力控制下的整个尹犁河谷地带内的人口算上的话，恐怕得有二十万。

朝廷大军能打下亦力把里城，代表着明军拥有了攻下此西域第一大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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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守住亦力把里城，则表示明军同样拥有了固守西域第一大城的能力。

此番明军的攻城之战，与守城之战经过发酵宣扬之后，会在整个西域引发强烈的连锁反应。

这也是此后许多西域势力，听说明军来袭，选择望风而降的缘故。

因此，朱高煦认为，李远的这些功劳，足以让其晋位一等侯爵。

“说说你的理由。”朱棣询问道。

“父皇，据儿臣所知，净海（塞里木湖）是西域境内的高山大湖，位于亦力把里地区西南部，天山西段的高山之中。

该湖面周长近两百里，而李远率领一千五百人翻越群山，沿湖半圈，绕到亦力把里城西，必然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朱高煦恭声答道：“李远领兵两次击败叛贼忽歹达派出的大将与前去阻拦的精兵，接着配合平侯从西门进攻亦力把里城，之后又与平侯共同坚守城池，死战不退，最终坚持等到曹国公、淇侯率领的援军，这才保住了亦力把里城。”

“诸卿怎么看？”

朱棣环视殿内众臣，高声问道。

由于当朝太子发了话，而且说的有理有据，因此殿内的大多数朝臣都认为晋安平亭伯李远为郡侯并无不妥，只有少数朝臣想得比较远，认为此举有封赏太过之嫌，方孝孺便是这类官员之中的代表。

他躬身出列，作揖行礼道：“陛下，臣有异议。”

对于方孝孺偶尔与太子唱反调的表现，朱棣见了几次，如今已经见怪不怪，当即接话道：“说。”

“之前陛下重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规定公侯伯三等爵为高阶爵位，每个爵位又细分为三等，世爵降等袭爵，子爵、男爵不分等，且为流爵，无法世袭。

当时，凡是辅左太祖皇帝平定天下而获封的爵位，全部改定为一等爵。”

方孝孺侃侃而谈道：“也就是说，自那时起，陛下直接将一等爵位拔高了一个层次。

出征的将士想要首次封爵就获封一等爵位，必须立下极大的军功或奇功。”

“不久前，朝廷南征大军平定安南，论功封赏时，最高的侯爵也不过是县侯，并未有人获封郡侯。

盛公作为南征大将军，居功甚伟，论功也不过是从县侯升为县公，等于升了两级。

今太子殿下提议晋封安平亭伯为郡侯，等于一次给李远将军的爵位直接提升了五级，实在是封赏过甚。”

曹魏咸熙元年，在晋王司马昭的主持下，开建了五等爵，分为郡公、县公、大国侯、次国侯、大国伯、次国伯等十级爵位。

从北周开始，郡公之上增设国公一爵，县公成为公爵的第三等。

这时五等爵皆无实际封国，县公虽带有“开国”二字，但并不开国，“开国”二字成为荣誉称号，而唐朝以后，县公一般不可世袭，常为虚封。

隋朝时，开国县公为从一品爵；唐朝、辽朝、宋朝时，开国县公为从二品爵；金朝以后，公爵中不再有县公一爵。

朱棣重启五等爵，将公爵分为三等，国公为第一等，郡公为第二等，县公是第三等。

西晋时，侯爵分为郡侯、县侯，郡侯为侯爵的第一等，为第二品爵。

这时的郡侯为实封，有封国、食邑，开国置国官，具有世袭性，食邑从数千户到万户不等，以郡立国，封国置相，相的职责相当于太守。

东晋南朝时，罕有郡侯分封的实例，仅见一例；陈朝时，开国郡侯为第三品爵，视中二千石。

北魏到辽宋，不设郡侯爵位；金朝时，复设郡侯，为三品爵；元朝延设。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章废除郡侯，只保留公侯伯三阶爵位。

数年前朱棣重启五等爵，将侯爵、伯爵各分为三等，郡侯往后依次是县侯、乡侯、县伯、乡伯、亭伯。

方孝孺认为按照朱高煦的意思，李远的爵位将会从亭伯一次性连升五级，越过乡伯、县伯、乡侯、县侯，直达郡侯。

而这，完全就是封赏过甚之举。

“陛下，封赏有功将士乃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事，然封赏过甚，会对之前的有功将士有失公允，往后很快便会出现封无可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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